“他今天怎么样？”
这句话问得没头没尾，但藤岛敬子知道问的是谁。
“舅舅今天在宅邸，律师来了两次，他不见人，说想一个人待着。”
玛丽微微颔首，这段时间太忙了，没有空去看望，她终于去看那张名单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。
这些年离开杰尼斯的、即将离开的、以及正在被其他事务所接触的艺人，每一个名字旁边都标了红色数字，那是违约金。
曾几何时，这些字是写在合同里的护城河，但现在，即便合同都是他们自愿签订的，杰尼斯也不敢在这时候索要赔偿金。
“敬子。”
“是。”
“你觉得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”
藤岛敬子抬起头，看着母亲。
玛丽喜多川的脸在香烟的薄雾后面，皱纹深刻如刀痕，八十多岁的人，一生没有败过，没有认输过，她帮弟弟把一个小型舞蹈培训班做成了日本娱乐业的帝国。
而现在，有人把门拆了，堵在门口的人甚至没有用任何非法手段，她只是站在门外，对所有人说了一句话，“从这边走，更方便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敬子说，然后她补了一句，“舅舅如果公开道歉……即便改变不了什么，但是态度很重要，也许还来得及。”
玛丽没有回答。
他不会道歉的。
窗外的东京塔亮了起来，那是每晚准时亮起的灯，在过去三十年的任何一天，它都属于杰尼斯的时代。
但今晚，它只是一座铁塔。
杰尼斯，已经走到穷途末路。
……
喜多川已经很久没有在黎明前醒来过了。
年轻时他睡眠极浅，凌晨三四点起床，赶在所有人之前到排练厅，他会亲手调整每一个少年的站位、表情、转身的角度。
那时候他说，偶像是他一件一件雕出来的给观众的礼物。
但现在他老了，睡眠变得很沉，像一潭不再流动的死水，每天早晨要花很久才能从里面爬出来。
这段时间，他因为很难入睡，每天都会服用安眠药物，今天却在凌晨三点睁开了眼。
庭院里石灯笼的光透过和室纸门的缝隙，在天花板上拉出一道细长的线。
他盯着那道光看了很久，然后慢慢坐起身来，膝盖在响，腰椎在响，全身每一处关节都在提醒他，你已经老了。
他没有开灯，就着石灯笼的微光，摸到遥控器，打开了电视。
屏幕上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坐在长桌前，正在回答记者的提问，纪录片刚开始播出的时候，他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，现在他知道了。
“喜多川先生多次在深夜单独叫我到他的房间。“
中年男人的声音不算激动，没有哭，没有控诉，像是在陈述一段与己无关的经历，而这正是最让喜多川不舒服的地方。
如果是愤怒，他可以理解为仇恨，如果是眼泪，他可以理解为软弱。
但这个人像是已经从隧道那头走出来了，站在阳光下，对着录音笔把年少时那些夜晚的细节一条一条地摊在桌面上，语气平淡得像在做会议纪要。
喜多川换了台。
另一个频道在播深夜综艺，画面里几个年轻偶像坐在沙发上被主持人调侃，他认得这几个人，是他旗下某个组合的成员，但屏幕下方打出的字幕写着出演者所属事务所，后缀不是杰尼斯。
叛徒。
他关掉电视。
安静突然填满了空间，满到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即便衰老，心脏还是一下一下，缓慢而固执地敲着胸腔，他想，这样健康的心脏，最少还能跳十年。
他这辈子听过太多沉默。
那些少年在深夜关门时的沉默，电视台在电话那头的沉默，受害者家属收了和解金后签字的沉默，玛丽什么都不问的沉默。
他也是沉默的，因为他无需开口。
几十年来，沉默像一层又一层保鲜膜裹在他身上，密不透风，他几乎以为自己可以永远不透气地活下去。
喜多川在黑暗里坐了很久，然后开始想一个问题。
不是“我有没有做错”，这个问题他四十年前就没问过，多余，如果他有错，杰尼斯就不会成为如今的帝国。
他想的是另一件事。
慢慢地想。
他没有子女，杰尼斯就是他的孩子。
他在，杰尼斯就是他的化身，每一天的头条都是他的名字，每一个广告商撤回赞助都是因为他，每一个艺人走都是因为他。他不是一个可以躲起来的前社长，他是印在这家公司门牌上的、刻进血肉里、流淌在血脉里的名字。
他起身走到书桌前，打开台灯，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，一个佝偻的黑影趴在满墙的奖杯和照片上。
他拿起笔，开始写字。
措辞很慢，每一句都在反复斟酌，像他四十年来审阅每一份合约那样审阅自